您现在的位置： 
社会不应对医生要求过高
魏凤春：刚才潘老师主要是从医院的管理来谈，如果从技术上面从管理上提高医生的素质，那么医生的服务会更到位。
如果我从利益角度来谈，有一个供求不平衡的问题，我们的做法就是使供需平衡。
我从医院角度来考虑，一个是技术方面准备，刚才潘老师所讲的，然后是从制度方面来准备，技术方面很简单，医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服务，让医生怎么样来尽心的给他来服务，这个前提是，我们现在对医生的要求是不是有一点过高了？包括我们现在参加了很多医疗研讨会，所有的改革没有一个要谈到改革医生的。医生就是一个白衣天使，他可以没有任何报酬的服务，这种观点肯定是不对的。如果把医生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他就是一个职业，他的职业就是给你看病，我提供服务，你给我付费，因为你过多的给他一些要求，把医生当你的亲人，医生不是你的亲人，就跟老师一样，老师不是你的园丁，老师就是一个职业。
我是从利益角度来考虑的，不过医生对你的态度怎么样，仅仅是更好的从你这里拿到钱而已，医生也没有那么高尚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把医生从天上给他拽下来，医生就是一个人，再一点，医院通过一个管理让医生为了获得长期的利益，而能够很好的把他的技术奉献出来，很好的对病人服务，这一点现在观点冲突也很大。有的人说我就是对医生进行道德培训的教育，这肯定是有用的，但是这个问题肯定不能解决问题。刚才讲到了几个案例，我认为是个案，我更关心是一些没有闹起来的纠纷！看上去是一些小的纠纷，但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损失加起来可能比具体的损失要大得多，怎么让医生把他的短期利益和长期的利益结合在一起。
昨天晚上和我一个师兄交流，他夫人是博士，也是医学的一个主任医师，他说我夫人在家里跟我说话就像跟病人一样说话，她形成职业习惯了，就像命令一样。怎么能让医生感觉到我必须对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，最好的态度才能获利，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必须的。我和他谈到，供需不足的原因是有好医生不足。
我前两天和宿迁市的一名医生进行交流，他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一起纠纷，只要我认为这个病人不行了，肯定没有人找我，为什么？我几十年来我努力做，我是当地水平很高的，他说更重要的一点，患者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怎么让医生感觉到我对病人服务好了，我才能够有饭吃，现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是垄断的，医生就不会这么想，那么怎么能放开呢？那就涉及到一个公立医院怎么改革的问题。我相信有一个医生和有十个同样水平的医生来给病人看病的时候，同样的一百万块钱，十个人分和一个人分的话态度肯定不一样。
我们知道除了一些个别的黑社会性质的，还有讹诈医院的这种情况很多，但是我认为这些和我们所讲的那些小的纠纷比较起来还是少一些。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有位专家建议国家搞一个电视台，专门搞医疗普及，如果患者知道更多的医学常识，他就不会因为无知而到医院闹，而且他的法律也会比较健全，他也不可能去闹了。
为什么之所以病人去闹就能获得收益？我们同意和谐社会，但是有些和谐是在法律框架下的和谐。公立医院赔的很多，民营医院赔的很少。我们也看到民营医院这里有一些黑社会等等有关系，也是有可能民营医院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唯利是图，这很正常，但是为什么很多民营医院都唯利是图呢？有的是服务非常到位的，服务态度也很好，而且免费的接送等等，而且那个院长告诉我纠纷相对少了，其实这里面民营医院要赚钱，这个病人过来了，除非我是实在治不了他了，民营医院他要追求短期利益，没有一个医院不想追求长期利益的，但是为什么他不追求长期而追求短期呢？除了他自己的原因以外，有两大原因：
第一，政策不稳定，我投了几千万过去了，医院被收回，我必须要短期利益，第二，资金压力，很多医院银行不贷款，我必须要抓住它收回来，如果政府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，使医院更多的竞争起来，医院更多追求长期利益，那么病人的利益就是医生的利益，病人不来看病医生不能有钱，其实不应该有矛盾。矛盾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没有协调，我们希望让一个医生可以拥有长期的利益，医生不是白衣天使，他是应该获得利益，但是怎么把他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。有些人你不让他做医生他可能连饭都没有了，所以医生更多由他的专业性来决定了，他可以追求更长期的利益。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在一些个别触犯法律的，那就是个别的，完全可以随着法制的健全，完全可以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，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。
张新博：我觉得魏老师说的一点很对，医生的利益没有人提。其实医生的利益对医患矛盾的防范是非常重要的一块，因为医疗安全的实现，病人医疗目的的实现都要通过医务人员的工作来体现。他们的利益必须受到保障，而这个利益是什么呢？工作的积极性，以及他合法的一些收益得到应有的保障，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一种基本需求，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实现，医务人员非常辛苦，风险承担的责任非常大。
我个人做过医生，我知道，真的是当一天医生就要学习一天，就要当一天学生，每天看病人，然后回头去看书，进行交流，对工作倾注的精力非常大，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医疗改革由于各种投入机制，消费机制，各种控制使得医务人员的收入得不到保障。这也由此引发了其他的问题，引发了医务人员可能在工作中，在收费这方面有其他方面的想法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如果一个医生工资是两三千块钱，在北京怎么活？根本没法活，所以如何保证医务人员的利益，他们利益保障了，他们会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工作。刚才讲到了医患沟通的问题，建立一个医疗普及频道，让大家认识到医疗是有风险的，目前医疗在有些方面是解决不了的。
主持人：赵红
医改能解决医患纠纷吗？
主持人：说到医患纠纷，我们往往会期待体制变化也就是医改来解决，这样的期待合理吗？
魏凤春：我正在研究美国和英国这种保障体制以及机构的改革，里面有一个理念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竞争机制的形成。
我昨天晚上仔细的研究了，1997年国务院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意见，我个人感觉到那个意见和我们经济体制要求的差不多。
英国大家都知道，英国的医院也不是像我们国家那样，政府投钱，我们病人就不花钱了，他本身就是购买和提供要分开，医院提供服务，谁购买呢？医疗保险来购买，把这个钱直接给病人，最终需要由医疗保险的机构来核定你这个钱该不该花，现在我们把医院完全定义为公益事业，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同意，你就要让他赚钱，没有关系，但是要合理，因为医院挣钱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竞争，你的价格自然就下来了，服务态度也会好起来，但是政府监管要跟得上。如果这种定位一改的话，我们的整个医疗纠纷的基础就应该重新思考了，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实现，但是这是一个方向，肯定会缓解。
我认为只有市场化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。
主持人：我想请教一下张博士，因为您刚才说到医患纠纷呈蔓延趋势，是不是医院的某些做法给患者这样的一个暗示，就是可能他通过索赔所得到的补偿，要大于他通过司法程序得到补偿？而且在时间上也见效更快？同时，医院也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来对付？
张新博：有些情况下患者这样的一些方式确实取得了这样一种结果，医院会有这种压力，怕有社会影响，甚至于来自政府的压力，有时候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引发社会更大的责任，这可能做了一些妥协，支付了相应的赔偿。但如果通过诉讼，我个人觉得，有些患者可能得到更多的补偿，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
主持人：因为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案例就是这样，这个医院讨价还价到最后没有结果，到最后就闹起来了。那还是说明医院更愿意用跟患者和解的这种方式来解决？
张新博：医院是无奈的，有些情况下这种医疗并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把医患纠纷分成急性期和慢性期。医院其实更加愿意走法律程序。
魏凤春：有一个管理思想叫做外部负效应，就是一个人去闹认为这个医院有问题，它的扩大影响就太大了。因为医院本身可能有过错，由于是各个方面管理没有到位，外部的负效应太大，医院可能就会妥协。
主持人：有一个院长对医闹破坏医院的行医秩序特别生气，他表态说，我就一分钱不赔，如果到了司法程序上该赔多少我赔多少！那么院长这样表态合适吗？
潘习龙：我觉得院长如果做这样的表态，非要通过法律程序，那对这个医院的损失是太大了。但是这个不是说，可能说我跟你个人之间闹意见，我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方式，但是院长你代表的是一个群体，并且你经营的很多是我们公立医院的一个群体和形象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做还有不太妥当，我也见到过这样的院长。
魏凤春：如果有一个第三方，等我们的医疗结果出来以后，责任认定清楚了，保险公司赔了，他就不会出现纠纷的。
潘习龙：买卖双方想达成一个协议，议出一个价是很难的，必须要第三方仲裁。
医患矛盾不可能完全解决
主持人：一旦说到这个医疗事故责任认定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我觉得好像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，它就区别于交通事故和买卖纠纷，因为医疗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，我也想知道，比如说第三方的责任认定的这个程序，它到底如何才能权威？如果才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认可？
张新博：这涉及到社会法律纠纷和民事纠纷，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进行解决，国家法律已经设定了解决民事纠纷，维持社会秩序，维护各方利益的这样一个机制。
医患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，我们国家对于解决这种方式，在法制渠道上是非常健全和完善的，大家如果协商不成，双方意见不一致，那么双方就出现了一个争议，那么这个争议就要由法院来裁定，法院在一方有没有责任，患方的是不是正确，那么他会通过这种司法途径来予以确认，还有举证倒置，这是我们国家立法对医院提出一个很苛刻的要求。
首先要推定医院是要赔的，有责任的，除非在诉讼过程当中证明医院没有责任，这是一个有责推定，所以当一个医患纠纷搞不清楚医院有没有责任的时候，那么法律和立法，就是从以患者的利益得到补偿，从这个角度考虑立法的，就是宁肯冤枉医院，也不冤枉患者。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，医院想对医患纠纷的解决，他是想得到一个公正和权威，你对于我的责任的认定，他想通过一个公正的渠道，合法的渠道和权威的渠道得到认定，他是信奉这样一个途径，而不是通过别人的胁迫，他不想接受这样一种方式，如果双方都认可了，就没有问题。
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个人上的差别，有些事件可能就是医院没有责任的，或者是医院责任很明确的，还有一些在责任认定上，在责任程度的认定上是较为模糊的，需要通过一个长期的调查、分析、研究来进行的，做出判断的。医院之所以形成这种途径，医院也有一种心态，他希望是一个公正的渠道，特别是对医院内部的管理和国有资产的管理，对医院来说也是有需求的，因为大型的公立医院，他要有依据，至于单方的协商，将来很难被其他的有权机关得到认同，他的上级管理机关得到认同。
另外牵扯到医务人员的处罚，那么你这种处罚也是比较权威的，能够被各方面所认可的，或者被法律上所认同的方式，因为各个大医院都有对医务人员的追究制度。青岛在这方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，这样使得医务人员希望这个医患矛盾处理得到一个公正的渠道，这样大家在后面的事情上也会有一个基础，这也是需要现实当中考虑的问题。保险公司也是，他也需要，你叫我赔偿，不是你们两家协商就可以了，那我认为你该不该赔？也是希望一个法律部门这样一个渠道来认可。
魏凤春：不要寄希望于解决医患矛盾，不可能完全解决，还是需要一个缓解。我们现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当中，有一个观点，生命无价，这不可能，生命一定是有价的，生命有价好多事情就好计算了，生命是有价的，医生是基本的职业，医生是人，而不是神，用这些基本观念来看待这些问题，这样就比较好一点。
张新博：这个观点在法律上也是存在的，生命无价是一种道德观点。对患者来说，他所希望的也是一个追求好的一个医疗结果，真正出现不好的医疗结果，人不在了，那个钱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。这种人情感是应当尊重的。
主持人：谢谢三位专家的精彩发言！
